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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汉

两汉时期即汉朝时期,分为西汉和东汉两个时期。汉朝(前202—220年 )是继秦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,因尚火德故称为炎汉 ,又因皇室姓刘而被称为刘汉 。

思想介绍编辑
因此,汉代儒家学者都奉孔子为先师,而无人以孟子或荀子后学自诩。但孟子和荀子的思想对汉儒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。由此,汉初儒家学者中也隐约存在着对立的两派。而自从董仲舒以“《春秋》公羊学”的形式提出一套系统政治学说之后,汉儒内部两派的斗争便集中表现为《春秋》三传之争。他们针对汉初政治所面临的难题,提出“以德化民”和“以礼为治”两种政治主张。自武帝以后,两派先后登上政治舞台,对朝廷政策施加影响,使汉朝政治在儒术独尊之后继续表现出大幅度的摇摆变化,使武帝至宣帝、元帝至王莽、东汉一朝又形成几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。

政策重心编辑
汉武帝尊儒有利于儒学的传播和繁荣,使儒生大量进入各级政府,从而获得参与和改造朝廷政治的机会。但更重要的是,武帝帝在尊儒的旗帜下采纳了《公羊》家“《春秋》决狱”的主张,将儒家思想纳入承秦而来的汉家律令,使帝国法律初步儒家化了。汉宣帝在武帝改革律令的基础上,又对吏治进行了改良。西汉中期之儒术,虽然只是用来缘饰法律,虽然只是法治的辅助手段,但它毕竟介入了“汉家制度”,使得“王道”在朝廷政策中与“霸道”相杂,从而使东西方的文化对立和冲突得到进一步缓解,使关中和关东不再格格不入,使文化上的战国局面宣告结束。然而西汉中期,帝国的规模在进一步扩大,开边拓土成为第一位的事业,支持对外战争是朝廷政策的重心。在这方面,《公羊》家的“三世异治”说也起了推动作用。但承秦而来的军国主义体制和法治传统更适合战争的需要,因而仍是朝廷制定政策的主要基础。这一局面直到宣元之际才得以扭转。在那之后,朝廷政策的重心终于转到内政上来。

政治文化编辑
东汉是西汉的继续,继承了西汉二百余年政治和文化发展的成果。它的建立意味着“汉德”复兴,而在东汉人看来,“汉德”就是“尧德”,亦即《公羊》家所阐述的《春秋》之道。它定都洛阳,是西汉后期出现的政治重心东移趋势的结果,使汉朝终于跳出了以关中为本位的政治格局,进一步摆脱了军国主义体制和法治传统的束缚,为《公羊》家重新拨乱反正、重建汉家制度提供了机会。它吸收了西汉的经验教训,对元帝至新莽的改制运动基本上持否定态度。受其影响,东汉统治者一度效法宣帝,兴起严猛苛刻之风,但这不是东汉政治的主流。相比之下,意义更为深远的是:儒学士大夫集团对《春秋》三家之学,对儒家的两种政治主张,作出了最后的抉择,使《公羊》学重新获得独尊地位。在《公羊》学的影响下,东汉的政策重心始终在内而不在外。对外坚持“务广德”,反对“务广地”,没发动过大规模的对外战争。对内虽在章帝时一度恢复盐铁、均输等制,但很快又废除了。坚持《公羊》家的太平标准、反对制礼作乐的呼声占有压倒优势。法律进一步儒家化,循吏作风也更加普及,强调“以义正我”的“以德化民”之术日益成为儒学士大夫的自觉行动。这一切都使得东汉一朝在大量沿用西汉制度的同时,又表现出与西汉明显不同的特色。

中外关系编辑
丝绸之路是历史上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交通线。中国是丝绸的故乡,在经由这条路线进行的贸易中,中国输出的商品以丝绸最具代表性。19世纪下半期,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(Ferdinand von Richthofen)就将这条陆上交通路线称为“丝绸之路”,此后中外史学家都赞成此说,沿用至今。 张骞通西域后,正式开通了这条从中国通往欧、非大陆的陆路通道。这条道路,由西汉都城长安出发,经过河西走廊,然后分为两条路线:一条由阳关,经鄯善,沿昆仑山北麓西行,过莎车,西逾葱岭,出大月氏,至安息,西通犁靬(jiān,今埃及亚历山大,公元前30年为罗马帝国吞并),或由大月氏南入身毒。另一条出玉门关,经车师前国,沿天山南麓西行,出疏勒,西逾葱岭,过大宛,至康居、奄蔡(西汉时游牧于康居西北即成海、里海北部草原,东汉时属康居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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