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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武则天】为政举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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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治
　　政通人和
　　任用酷吏让武则天背上了骂名，在武则天的统治稳定之后，武则天开始启用酷吏。为巩固统治，武则天使用严酷手段。为掌握国家统治大权，她毒死了已立为太子的亲生儿子。称帝第二年，武则天便用两大酷吏之一的来俊臣杀了另一个酷吏周兴；至万岁通天二年（697年），杀死来俊臣，结束了酷吏政治。
　　在用人上，武则天为了夺取政权，维护统治，任用酷吏打击反对派；但是武则天还任用了很多贤臣来治理天下，武则天作为一个政治家在历史上以知人善任著称，武则天一朝号称“君子满朝”娄师德，狄仁杰等著名的贤臣均在其列，后来的“开元贤相”姚崇和宋璟也是武则天时期提拔起来的。武则天善于用人还体现在她在用人制度上的改革和创新，她改革科举，提高进士科的地位；举行殿试；开创武举、自举、试官等多种制度，让大批出身寒门的子弟有了一展才华的机会。《资治通鉴》评价武则天；“政由己出，明察善断，故当时英贤亦竟为之用”。

　　武周都城
　　唐高宗显庆二年（657年），以洛阳为东都。此后高宗频繁往返于两都之间，直至在洛阳病死。武则天年684迁都洛阳，改洛阳为神都，建立武周，705年唐中宗复辟，还都京师长安。她称帝期间，除了长安元年（701年）十月至长安三年（703年）十月住在长安外，一直居住在洛阳。
　　武则天为何选择洛阳作为武周的政治中心？司马光解释说：武则天害死王皇后、萧淑妃以后，“数见王、萧为祟，被发沥血如死时状。后徙居蓬莱宫，复见之，故多在洛阳，终身不归长安”《旧唐书》亦载：“后则天频见王、萧二庶人披发沥血，如死时状。武后恶之，祷以巫祝，又移居蓬莱宫，复见，故多在东都。”其实，这并不符合事实。王、萧两人死于唐高宗麟德二年（665年），此时距武则天定都洛阳，已近二十年。况且，武则天称帝后，仍然在长安住了两年。因此，仅仅以王、萧两人之死来解释武则天定都洛阳，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。
　　陈寅恪先生则认为：“夫帝王之由长安迁居洛阳，除别有政治及娱乐等原因，如隋炀帝、武则天等兹不论外，其中尚有一主因……即经济供给之原因是也。” ，陈寅恪先生之说很有道理，武则天定都洛阳是由当时的政治、经济形势以及洛阳的地理形势决定的，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。
　　首先，就政治原因而言，武则天定都洛阳是为了与李唐王朝分庭抗礼，近而实现改朝换代的心愿。
　　武则天为定都洛阳进行了一系列的精心准备。光宅元年（684年）九月，改东都为神都。688年，建明堂，四月，武承嗣命令同泰将伪造的刻有“圣母临人，永昌帝业”字样的白石进献武则天。五月，武氏受“宝图”，事南郊，告谢昊天，御明堂，命诸州都督、刺史及宗室、外戚于拜洛前十日云集神都。七月，更命“宝图”为“大授神图”，封洛水为显圣，加特进，并立庙。永昌元年（689年）正月，武则天亲享明堂，大赦天下。次年正月，又享明堂，并依周制建子月为正月，以“曌”字为名。七月，颁《大云经》于天下。九月，革唐命，改国号为周，改元天授，在洛阳立武氏七庙。天授二年（691年）七月，“徙关内雍、同等九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”。
　　洛阳在政治上对武则天的重要性，还可以从徐敬业起兵时魏思温的言论中窥见一斑。光宅元年（684年）九月，徐敬业等以匡复庐陵王为借口，起兵反对武则天。当时，魏思温建议徐敬业：“明公以匡复为辞，宜率大众鼓行而进，直指洛阳，则天下知公志在勤王，四面响应矣。”遗憾的是，徐敬业没有采纳魏氏的建议，结果兵败身死。陈岳论及此事，叹息道：“敬业未能用魏思温之策，直指河、洛，专以匡复为事，纵军败身戮，亦忠义在焉。而妄希金陵王气，是真为叛逆，不败何待！”由此可见，洛阳对于武则天之重要，它实际上是武则天的政治大本营。

军事
　　在军事上，武则天时期基本维持了唐朝的疆域和地位，由于武则天称帝前后杀了一大批能征惯战的宿将名帅，更由于均田制的逐渐瓦解，使得府兵减少，国家防御力量较弱，“好铁不打钉，好汉不当兵”即由那时而来，导致在一段时间内对外战争频频失利，随着统治的稳定又逐渐挽回了颓势。
　　在西北，唐朝与吐蕃为争夺西域烽烟不息，安西四镇时置时罢，高宗启用裴行俭经略西域，于调露元年（679年）重置四镇。垂拱三年（687年），正当武后忙于篡位时，吐蕃又占领了安西四镇，其前锋直达敦煌。武后称帝后的长寿元年（692年），武则天派王孝杰率军收复安西四镇，并遣军常驻，从而结束了唐蕃在西域反复争夺的局面。
　　在北方，东突厥在唐太宗时期本来已经被灭，唐高宗在位时期突厥复兴。调露元年（679年）十月，单于大都护府下属突厥酋长阿史德温傅、奉职率所辖二部反唐，和唐朝重新爆发了战争，双方互有胜败。武则天称帝前，抗击突厥的大将程务挺因替裴炎申辩被武则天杀死，突厥的入侵更加猖獗。武则天称帝后第5年，即天册万岁元年（695年）十月，篡位的默啜可汗为了争取中原王朝支持遣使请降，武则天册授他为左卫大将军、归国公。后来默啜因帮助平定契丹有功而被封“颉跌利施大单于”、“立功报国可汗”。万岁通天二年（697年）三月，武则天应默啜之请，将六州降户数千帐送交默啜，并给他谷种4万斛、杂彩5万段、农具3千件、铁4万斤。圣历元年（698年）六月，武则天命内侄武延秀前往突厥，准备娶默啜女为妃。默啜以武延秀非李氏为由不但不允婚，反而将其拘留，并扬言要用武力帮助李氏恢复唐朝。武则天起先命其内侄武重规等领兵45万反击默啜，但毫无成效。武则天不得已立其子庐陵王李显为皇太子，又任命李显为河北道元帅，招募士兵讨伐突厥；但实际领兵出征的是副元帅狄仁杰。默啜得知唐朝大军将出发，即将从赵州、定州掠夺的男女八九万人全部杀死，一路残杀百姓，饱掠而去。一些大将虽拥有重兵却不敢逼近默啜。狄仁杰领兵10万，到赵州时突厥人已经撤退，他一面安抚百姓，又严令部兵不得侵扰百姓，河北才算安定。此后默啜恃强一再侵扰中原北边，采取时和时战的策略，双方关系时好时坏。
　　在东北，武则天时期契丹崛起，万岁通天元年（696年），因营州都督赵文翙暴虐无道，契丹人松漠都督李尽忠，和旧城州刺史孙万荣起兵反周，进攻河北地区。武则天三次派兵讨伐，损兵折将，在奚和突厥帮助下才得平定，由此不难看出武则天时期军事上的总体表现不及唐太宗时期。
　　长安二年（702年），武则天于庭州置北庭都护府（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），取代金山都护府，管理西突厥故地，仍隶属于安西都护府，巩固了唐朝中央政府对西域地区的管辖。

经济
　　武则天早在“建言十二事”中就提出薄赋敛、息干戈、省力役等主张以保障农时；在其执政的半个世纪中，社会经济快速发展，户口数永徽三年（652年）为380万户，到武则天退位的神龙元年（705年）增长到615万户。此时均田制开始瓦解，民户逃亡现象开始普遍，武则天对此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政策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；不过民户逃亡也使政府税收受到了损失，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。武则天为了称帝尊崇佛教，大修庙宇，建造规模宏大的明堂、天堂，这也加重了人民的负担。